五、關于“應受刑罰處罰性”問題

　　在刑法中，刑罰是作為犯罪的對應物而存在的。階級社會犯罪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孕育了刑罰的誕生，刑罰是犯罪的真正后果。（注：參見趙秉志主編：《刑法學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頁。 ）因此，是犯罪，就必然具有應受刑罰處罰性；反之，某種行為就不會被認定為具有強烈社會譴責意義的犯罪。對立法者而言，只有當某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當然是在于綜合性判斷）超過了通過其他法律手段處理的界限，應當動用刑罰相威脅方能防衛(wèi)時，才會被規(guī)定為犯罪；對司法者而言，已發(fā)生的危害社會的行為只有達到了觸犯刑律的程度，并且應當受到刑罰處罰時，才會將其判定為犯罪。正是基于刑罰與犯罪之間的這種不可分割的內(nèi)在聯(lián)系，“應受刑罰處罰性”成為刑法（學）犯罪概念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由于刑法犯罪定義中的“刑罰”具有預防犯罪的目的，（注：高銘暄主編：《刑法學原理》（第三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頁。）因此， 犯罪學的犯罪概念并不排斥“應受刑罰處罰性”要素。正是從這一點看，兩種犯罪概念存在著共同點。但這一共同點絕不是等同關系，而是一種包含關系。雖然“任何刑法都要盡力預防由其作出定義所規(guī)定的對社會具有危害性的行為；在不能做到預防犯罪的情況下，即對實行犯罪的人施以制裁?！保ㄗⅲ海鄯ǎ菘ㄋ箹|·斯特法尼等：《法國刑法精義》，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頁。）但是，正如該診斷所指出的， 以刑罰為手段的刑法性預防是在對犯罪的事前預防歸于失敗的情況下，即犯罪行為已經(jīng)實際發(fā)生時作為最后手段才介入的。顯然，這種預防應當包含于犯罪學預防之中。因為后者本質上就是一門“犯罪預防學”，它所研究的犯罪對策是建立在對犯罪原因進行多層次綜合分析基礎之上的，具有全面性和系統(tǒng)性。刑法學研究的刑罰措施僅僅是其預防體系中的組成部分。（注：參見蘇惠漁主編：《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頁。）

　　由上所述，刑法學犯罪概念與犯罪學犯罪概念是兩個不同的基本范疇。它們之間的差別集中體現(xiàn)在：對于犯罪的本質特征-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兩種犯罪概念服務于各自研究的特殊需要，是從自己的學科性質、研究任務、職能出發(fā)進行理解的。作為刑法學中的法定犯罪概念，對于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從兩個“主客觀相統(tǒng)一”的角度予以揭示的，這決定了這種犯罪本質上是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產(chǎn)物，是刑法界定（規(guī)范）社會生活的結果。而作為犯罪學中的事實性犯罪概念，對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淡化了統(tǒng)治意志和法律規(guī)范的“過濾”作用，在尊重犯罪的自然起源和犯罪對社會客觀危害的基礎上進行把握的。因此，犯罪學中的犯罪作為一種客觀存在，在抽象本質上，就是指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在實踐層次上，就是指嚴重危害社會的應當由社會進行防范、控制的行為。由此，刑法學犯罪概念中的“違法性”要素，在犯罪學犯罪概念中，是作為被評價的對象而存在的：“應受刑罰處罰性”要素，則包容于犯罪學犯罪概念的“防范、控制”體系之中。

　　當然，強調(diào)犯罪學的犯罪概念應當獨立于刑法罪刑定義，必須保持與刑法學犯罪概念的應有距離，并不意味著否認刑法學犯罪概念對于犯罪學研究的重要性。一方面，如果犯罪學僅僅從社會意義上去理解犯罪，否認犯罪是一種社會法律現(xiàn)象的事實，那么，犯罪學所定義的“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在實踐中范圍將是極其模糊和難以捉摸的。尤其在我國，正是刑法上的犯罪的典型性，使犯罪學能夠以此為參照確定自己的研究范圍和研究重點，另一方面，作為犯罪學探討犯罪原因和尋求犯罪對策事實基礎的犯罪測量資料，傳統(tǒng)上主要依據(jù)的是刑事執(zhí)法機關的犯罪統(tǒng)計，而這種統(tǒng)計也是以刑法規(guī)定的犯罪為基礎的。可以說，離開了犯罪的刑法定義，犯罪學將難以準確描述犯罪現(xiàn)象，從而也難以完成自己的研究任務。因此，在犯罪學研究中，既要保持對刑法犯罪定義應有的理性審視態(tài)度，又要堅決反對西方犯罪學研究中存在的非理性否定刑法罪行定義的不良傾向。